“悬崖勒马的是将，
新冠疫情及其次生灾害肆虐，国际经营环境日艰，中国企业该怎么办？这是去年底阳明心学第五届论坛上，我向曹德旺提出的问题。曹德旺智珠在手，从容道来，一语中的：
“在今天的环境中，我理解，别人不会让你死，他们只会让你生病；杀死你的，只能是你自己。你只是纠缠在果上去索取，没有聚焦因上去创造。这样永远找不到答案的。做企业就是“敬天爱人”，就是从敬出发，去看人看事，去看待企业，去看你的产品。你把产品做好了，不可替代，世界上各个国家都会欢迎你。我去每个国家，都受欢迎。因为我知道必须做好Only One与众不同的产品。诚可谓：智者无忧，仁者无敌”曹德旺的回应，就是今天我要说的“强势生存的精神”。近期重新看了《大秦帝国裂变第一部》，结合之前畅快地阅读《大秦帝国》，我确信，作者孙皓晖先生，提出的“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是一个很深刻的主题。而这样一种精神，正是可以给到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精神能量。一如我的演讲《曹德旺：做好你自己！》与《任正非|至暗时刻 我心光明》，实际上也是意在唤醒“强势生存”这样一种中国文明正源精神。
孙皓晖40岁开始写《大秦帝国》，写了20多年。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最近重新观剧《大秦帝国之裂变》，深深为商鞅变法的强悍而震撼。商鞅之“国有二法，国之悲哀”，喊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如果一个国家推行法制，而要靠君王的“人治”来拾遗补缺，就是国之悲哀，法之悲哀。
在当今环境下，企业人需要这样一种“强势生存”精神，需要我们拿出“做企业就是磨好豆腐给最亲的人吃”之舍命全交的生命状态，全心全意聚焦Only One 与众不同的大美绝活，解决人世间深切的痛，给天地补缺！
这里，发表孙皓晖两本巨著的序言，以唤醒“中国文明正源的强势生存。
王育琨手记
2022.7.21
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不幸的是，作为统一帝国的短促与后来以儒家观念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刻意贬损，秦帝国在“暴虐苛政”的恶名下几乎湮没在历史的沉沉烟雾之中。有限史料所显示的错讹断裂且不必论，明清通俗小说《东周列国志》《二十四史演义》等通俗史话作品，对秦帝国的描述更是鲁莽灭裂，放肆亵渎，竟然将这段历史涂抹得狰狞可怖面目全非。这种荒诞的史观，非但是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形象化，而且流布民间，形成了中国民众源远流长的“暴秦”口碑。事实上，对于酷爱说古道今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话本小说、评书戏剧、民间传说等对民众意识所起到的浸润奠基作用，远远大于晦涩难懂的史书。两千年来，在对秦帝国的描绘评判中，旧的正统形态与旧的民间艺术异曲同工，或刻意贬损，或肆意涂抹，悠悠岁月中竟是众口铄金，中国文明正源的万丈光焰竟然离奇得变形了。这是中国历史的悲剧，也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一个富有正义感与历史感的民族，竟将奠定自己文明根基的伟大帝国硬生生划入异类而生猛挞伐！悲剧的深远阴影正在随着历史的进步而渐渐淡化，儒家式的恶毒咒骂也已经大体终止了。但是，国人乃至世界对秦帝国的了解，还依然朦胧混沌。尽管万里长城、兵马俑、郡县制、度量衡以至我们每日使用的方块字（请注意，人们叫它“汉字”），都实实在在地矗立在那里，人们观念的分裂却依旧如斯。秦为何物？老百姓还是不甚了了。即或在知识阶层，能够大体说叨秦帝国来龙去脉与基本功绩的，也是凤毛麟角。在漫长艰苦的写作中，这种冲动已经慢慢淡了下来，化成一个简单的愿望——将事实展现出来，让人们自己去判断。虽然如此，还是想将研究与写作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思想大体说说，给读者与研究家们提供些许谈资，以做深究品评。通常意义上，“帝国”是一个历史概念。它一般包含三个基本标准：其一，统一辽阔的国土（小国家没有帝国）；其二，专制统治（民主制没有帝国）；其三，强大的军事扩张（无扩张不成帝国）。秦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得极为鲜明，可算是典型的古典帝国，而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所以，这部描述秦兴亡生灭过程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叫了《大秦帝国》。秦之作为大帝国，略早于西方的罗马帝国，但大体上是同时代的。在古朴粗犷的铁器农耕时代，大秦帝国与西方罗马帝国一起，成为高悬于人类历史天空的两颗太阳，同时成为东西方文明的正源。但是，大秦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历史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这里有两个基本方面特别值得注意：其一，秦帝国统一大政权存在的时间极短，只有十五年；而罗马帝国却有数百年大政权的历史。其二，秦帝国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文明体系，奠定了中国文明的根基，而且绵延不断地流传了下来；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罗马帝国，却在历史更替中变成了无数破碎的裂片，始终未能建立一脉相承的统一文明。一个是滔滔大河千古不废。一个是源与流断裂，莽莽大河化成了淙淙小溪。历史命运的不同，隐寓着两种文明方式内在的巨大差异。详细比较研究这种差异，不是文学作品的任务。《大秦帝国》所展现的，只是这个东方大帝国的生灭兴亡史的形象故事。与罗马帝国的比较只是说明，秦帝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东方帝国，是创造了一整套不朽文明体系的大帝国。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这样的大帝国是独一无二的。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从秦立诸侯国到帝国二世灭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大黄金时代。用那个时候的话说，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剧烈变化时代。用历史主义的话说，那是一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从而在总体上大转型的时代。青铜文明向铁器文明的转型，隶农贵族经济向自由农地主经济的转型，联邦制国体向中央统治国体的转型，使中华民族在那个时代达到了农业文明的极致状态。这个辉煌转型的历史过程，就是秦帝国生灭兴亡的历史过程。春秋战国孕育出的时代精神是强力竞争，强势生存。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的“大争之世”。所谓大争，就是争得全面，争得彻底，争得漫长，争得残酷无情。春秋近三百年的纷争组合，就像春水化开了河冰，打碎了古典联邦王国时代的窒息封闭，铁器出现、商业活跃、井田制动摇、天子权威削弱、新兴地主与士人阶层涌现，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大大活跃起来。于是，旧制度崩溃了，旧文化破坏了，像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雷鸣般躁动起来，高高的山陵塌陷了，深深的峡谷竟然崛起为巍巍大山！进入战国，这种纷争终于演变为大争，开始了强势生存的彻底竞争。弱小就要灭亡，落后就要挨打，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的铁血现实。彻底地变法，彻底地刷新自己，成为每个邦国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由此引发的人才竞争赤裸裸白热化。无能的庸才被抛弃，昏聩的国君被杀戮，名士英才成为天下争夺的瑰宝，明君英主成为最受拥戴的英雄。名将辈出，大才如云，英主迭起。中华民族的所有文明支系都被卷进了这场全面彻底的大竞争之中！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举凡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在这种大争之中碰撞出最灿烂的辉煌。战争规模最大，经济改革最彻底，权力争夺最残酷，文化争鸣最激烈，民众命运与国家命运的联系最紧密，创造的各种奇迹最多，涌现的伟人最多……所有这些，都是后来的时代无法与之比肩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成长的秦帝国，是那个伟大时代强力锻铸的结晶。秦帝国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包容裹挟了那个时代的刚健质朴、创新求实精神。她崇尚法制、彻底变革、努力建设、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最伟大的帝国革命，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铁器文明时代，使中国农业文明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转型。作为时代精神汇集的大秦帝国，最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强势生存精神。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体系之所以能够绵延相续如大河奔涌，秦帝国时代开创奠定的强势生存传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强势生存精神，可以概括为六个基本方面：其一，彻底的不断的变法革命，以激发民众最旺盛的活力与国家最强大的实力为生存之本。“求变图存”，此之谓也。其二，对外部野蛮民族与愚昧文明的冲击，实行“强力反弹，有限扩张”的战略。其三，整合统一，霸气巍巍。其四，统一架构文明载体，使不同习俗的民族分支在同一文明载体下凝聚起来。其五，兼容并蓄，消解融会外部流入的不同文明。其六，崇尚法制，实行英才治国。这种强势生存的基本精神，已经在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一以贯之地表现了出来。否则，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根本不可能在统一文明中顽强地生存数千年而成为世界唯一。大秦帝国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黑洞，一个巨大的兴亡之谜。她只有十五年生命，像流星一闪，轰鸣而逝。这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中，隐藏了难以计数的神奇故事以及伟人名士的悲欢离合。他们以或纤细，或壮美，或正气，或邪恶，或英雄，或平庸的个人命运奏成了这部历史交响乐。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然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
虽然我们没有忘记秦帝国，但也淡漠了那个时代的勇气与创造力。在这种民族精神衰退面前，欧洲人的复兴之路是我们的镜子。当欧洲社会被中世纪的死海将要窒息时，欧洲人发动了文艺复兴，力图从古希腊与罗马帝国勃勃生气的文明中召回强大的生命力。历史没有辜负欧洲民族。正是古希腊与罗马帝国原生文明的光焰，摧毁了中世纪宗教领主文明的藩篱，引发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破土而出，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原生文明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汇成澎湃江河的历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淀、凝聚、升华、成熟的枢纽期。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文明，如同一个人的生命基因，将永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或决定一个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原生文明。对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从来都是各个民族在各个时代发挥创造力的精神资源宝库。当许多人在西方文明面前底气不足时，当我们的民族文明被各种因素稀释搅和得乱七八糟时，我们淡忘了大秦帝国，淡忘了那个伟大的时代，淡忘了向伟大的原生文明寻求“凤凰涅槃”的再生动力。与西方原生文明相比，秦帝国开创的中国原生文明更加灿烂，更加伟大。与中国春秋时代大体同步的古希腊文明，温和脆弱娇嫩。虽然开放得多姿多彩，却缺乏一种强悍的张力与坚忍的抵抗力。所以，在罗马军团的剑盾方阵面前倏忽崩溃灭亡。这是一个文胜于质的民族的必然悲剧。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则是铁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他没有汲取希腊文明融会改造自身，本民族又缺乏丰厚渊深的原生文明。所以，他在岁月侵蚀中无声无息地解体了。这是一个质胜于文的民族的必然悲剧。大秦帝国则不然。她既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又具有强悍的生命张力与极其坚忍的抵抗力。自然条件的严酷、内部整合的激烈、野蛮部族的蚕食、强大外敌的入侵、意识形态的较量、各种文化的渗入，都远远未能撼动她的根基。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与稳定性。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这个地球上，只有中国人创造的原生文明在自己的国土上绵延不断地生存发展到今天！罗马帝国不大么？奥斯曼帝国不大么？拜占庭帝国不大么？成吉思汗帝国不大么？一个一个，灰飞烟灭，俱成过眼烟云，这些帝国所赖以存在的民族群也都淹没消散到各个人类族群中去了……唯有中华民族，一个黄皮肤、黑头发、写方块字、讲单音节的族类，所建立的国家始终是以其原生文明为共同根基的国家。
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说，大秦帝国无疑是一个世界性题材。这不仅仅在于秦帝国对中国历史的奠基作用，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讲，更重要的在于这个时代本身的故事性。产生中国原生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土。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技术的、文学艺术的、法学的、哲学的、神秘文化的……举凡基本领域，那个时代都创造了我们民族在自然经济时代的最高经典，并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人类文化的最高殿堂。仅以战争规模论，秦赵长平大战，双方参战兵力总数超过一百万，秦歼灭赵主力大军五十余万（坑杀二十万）！如此战争规模，即或在当代也仍然放射着炫目的光彩而难以逾越。而创造这些奇迹的各种人物以及这些事件的曲折艰难，都构成了作家无法凭空想象的戏剧性故事。展现这些人物，展现这些故事，展现那些令人感慨唏嘘的历史血肉，是文学艺术的骄傲，是文学艺术的使命。在元代以前，中国是世界文明中心，西方世界是当时的“周边文明”。秦帝国及其之后的一千余年，中国的强盛衰落总是居于世界的中心潮流，无不对世界其他文明发生着深远的冲击与影响。中国文明具有悠长内力的根源，在于秦帝国，而不是别的任何时代。从这一点说，帝国时代创造原生文明的过程与史诗般的兴亡幻灭，是当今世界具有最大开采价值的文化矿床。文学艺术对这段历史的开发，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价值。因为只有文学艺术，才能形象地告诉人们，那个时代人的生命状态是何等饱满、何等昂扬、何等自信、何等具有进取精神！遗憾的是，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始终没有问世。时常觉得，不做完这件事情，我的灵魂将永远不得安宁。1993年冬天进入案头工作以来，其中的艰难周折无须细说。完成一个大工程，种种艰难几乎都是必然会发生的，也只有硬着头皮不去理它了。作为作者，我想告诉读者的一点，仍然是有关作品的一点儿体会。《大秦帝国》最艰难的是剪裁，也就是理出一个故事框架来。帝国时代是一个气象万千而又云遮雾罩的时代。浩瀚而又芜杂的典籍资料，无数令人不能割舍而又无所适从的故事与结局，常常使人产生遍地珍宝而又无可判断的茫然与眩晕。鲁迅先生曾感慨系之，说三国宜于做小说，而春秋战国不宜于做小说。其实质困难也许正在这里。以秦帝国为主体，以帝国兴亡为主线（古话叫“国运”吧），以人物命运与事件冲突为经纬，虽然是能想到的一条较好路子，但依然不能包容伟大帝国时代的全部冲突，甚至不得不割舍许多重要素材（譬如诸子伟人的许多故事）。这种遗憾可能将是永远难以弥补的。为了使读者更为深入地透视帝国命运，我欲另将早秦部族的故事专门写成一部《马背诸侯》，完成后另行出版，以完整展现那个曾为中华民族文明做出伟大贡献的古老部族的历史命运。
孙皓晖
近年，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对中国文明史再认识的新思潮。
这一新思潮，是自发的、缓慢的。但是，它所产生的根基，却具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远比“五四”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极端化、简单化、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历史的“运动”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为，只有在今天，我们才真正摆脱了极端的物质匮乏，走向了深度改革下相对富裕的商品经济生活。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初步实现了和平崛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态跨越的历史转折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必然出现在社会意识之中，并且必然引起普遍性的思考。
这个历史命题就是：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必须对自己五千年的传统文明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读与重新认识，借以确定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这一历史命题第一层面的具体化，是确定：我们的文明历史中究竟哪些是应该继承的良性传统，哪些是应该抛弃的腐朽传统？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究竟应该是曾经的哪个时代？我们的国学，究竟应该是单一的独尊，还是百家争鸣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会始终停留在文明话语权缺失的状态。
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剧照
我们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种物理现象叫音障，说的是航空器逼近声速时产生巨大而尖厉的音波震荡障碍。只有突破这一障碍，航空器才能达到超声速飞行。
类似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史障。特定的国家与民族，其社会发展到某种文明突破的临界点时，几乎必然会出现一种对既往历史根基的困惑与迷失，以及由这种困惑与迷失所衍生的社会精神的探索波澜。只有突破对既往历史de 困惑与迷失，只有推进并深化这种精神探索，才能实现真正的文明跨越。
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而产生的史障，在欧洲中世纪的末期出现过。欧洲人以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历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实现了文明的突破与跨越。在中国，这种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现，或正在酝酿，但距离突破史障尚远。
中国人的文明史意识，已经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义而言，在中国人文学界的视野里，只有中国历史，没有中国文明史。换言之，我们的学界只拥有如山如海的历史资料，只拥有对无数历史事件的考据成果，只拥有无数编年纪事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只拥有无数个专业领域的专门史，只拥有无数个地方区域的地方志整理与地方史记述，等等。从考据意义上说，我们自有纪年的历史起，几乎达到了每一天都有史可考的地步。
但是，我们没有系统整理中国文明发展脚步的历史学成果，甚至在历史研究中渗入文明研究理念，也还很不普及，甚或还是凤毛麟角。许多史学著作，虽然冠以“文明”名号，实际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遗存考据，或地下发掘考据，远远没有达到文明史研究的水准。也就是说，关于五千年中国文明的特殊历史形态，中国古典文明的基本发展阶段，中国古典文明的特殊历史性质，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在哪个时代，其后又经过了什么样的演变阶段，我们文明史的最基本坐标（最重大事件与最重要人物）等，我们都没有一个接近于社会共识的说法。
正是这种关于文明与文明历史的失语，形成了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口的一种无比奇特的史障。长久的沉吟迷思，既无法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出基本的文明价值评判，也无法确定未来的突破方向。
电视剧《大秦帝国之裂变》剧照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
确认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历史有5000余年。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极其特殊的。
说极其特殊，因为我们的古典文明形态，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大文明系统。无论相比于欧洲，还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亚洲其他国家，中国文明都是一个由庞大系统构成的独一无二的文明体系。对如此一个拥有漫长历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绵延相续至今且庞大无比的文明系统，世界说不清其中诸多的要害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人同样说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问题，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们拥有最庞大的文明体系。
我们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中国文明史研究体系。
这就是我们文明话语权的困境，就是我们的史障。
突破这一困境，突破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说清我们的文明根基。
我们的文明，从神话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虽然，鉴于缺乏文字记载的可靠性，我们可以将神话时代大体先搁置一旁，而只在思维方式的意义上研究中国神话的特殊文明价值。但是，从黄帝时代开始，我们的文明脚步已经是清楚的，是越来越清楚的。之后，我们历经了近千年族群大联盟文明的发展，在大禹治水的后期，我们进入了国家时代。
此后，历经夏（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成熟邦联制国家）、西周（经典联邦制国家）、春秋（突破联邦制时代）、战国（大分治时代）、秦帝国（大统一时代）六个时代。
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这六大时代，分作三大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夏、商、西周，是我们的国家文明由邦联制向联邦制不断跨越的历史阶段；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是我们的文明以不断走向分治的历史形式，酝酿新的文明突破的历史阶段；第三阶段是秦帝国统一中国，进而统一中国文明的历史阶段。
自秦帝国创建中国统一文明开始，我们的文明形态在此后两千余年没有变化。
这就是说，历经近两千年的六次历史大锤炼，我们终于实现了文明大爆发与文明大飞跃，形成了全人类古典社会最为发达、最为成熟、最为稳定的统一文明。在全人类的历史上，历经六次大翻新、大锤炼、大创造而最终成型的稳定文明，只有我们。
我们的文明体系总根基，是六大时代。我们的统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国时代。
我们的统一文明在流变中趋于僵化腐朽自西汉汉武帝时期起，我们的统一文明开始了变形。
基于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于偏狭的“安定”意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权，自觉地尊奉一种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作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利于对社会灌输服从意识。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明大转折。这一转折的文明史意义，是第二代中国统一政权背弃了中国文明的多元化传统，仅仅将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抬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而对无比丰厚的中国原生文明思想价值大体系，采取了自觉遏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国家的教化工具。
中国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价值体系，开始了国家遏制之下的萎缩过程。
由此，我们文明的创造精神渐渐趋于凝滞。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国的修史权力，以及国家对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的发展方向的主导权力，从此交到了一个具有严重意识形态偏见的学派手里，别种理念不能染指。
中国文明史的萎缩趋势，由此开始，弥漫后世，未尝稍减。
自公元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进入了整个社会精神严重僵化的时期。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历时近千年，中国社会出现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基本诉求的理学体系，将原本已经是保守主义的儒家思想体系“提纯”到了极端僵化的非人类精神的“绝学”境地。由此，出现了扼杀思想活力、扼杀自由创作的文字狱；强化了迫使社会知识阶层皈依意识形态教条的科举制。这一时期，中国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为严密的绝对教条体系，进而衍生出弥漫整个社会的教徒式治学风习。
中国社会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义精神、百家争鸣精神、原典创造精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扑灭。知识分子只能以钻研经书、考据注释、官方修史、整理笔记、撰写游记等方式，作为治学正统途径。整个社会人文领域，堕落为一种“只能解释，不能创造”的庞大的神学院体系。秉持思想创造精神的个别学者，被整个社会与官方视作大逆不道。社会实用技术的研究，则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恶名，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极大轻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会状况之下，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民族进取精神日渐委顿，国家竞争意识几乎泯灭，绥靖主义思潮大肆泛滥。另有外部入侵，大规模的汉奸政府、汉奸军队、卖国条约、割地求和、镇压抵抗力量等种种恶行，孽生于中国大地，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丑陋奇观。
这，就是今天我们脚下的社会历史土壤。
这样的社会历史土壤，能作为我们实现文明跨越的历史根基吗？
在文明继承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具有一种立足于整体中国文明史的大器局、大气魄。我们的文明视野，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
那里有我们的光荣，那里有我们的梦想，那里有我们的大阳精神，那里有我们的凛凛风骨，那里有我们如山岳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里有我们的国家竞争精神，那里有我们的民族血气与大争之心，那里有我们实现凤凰涅槃的文明圣地……归根结底，那里是可供我们坚实矗立的历史土壤，那里是我们实现历史飞跃的无比广阔、无比丰厚的文明资源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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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的野望：磨好豆腐给最亲的人吃，开启人人天赋潜能，以生命铸成技术大美绝活，为人类创造价值。任正非三个法宝：1. 敬畏团队创造的无穷性，连接无穷性；2. 一切都在反转，一切都在生成，以无穷性的未来拿捏当下的动态平衡；3. 从未来前进到当下，以当下拿出大美绝活的确定性，穿越未来的不确定性，把自己铸造成器。无论怎样不被理解，都要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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